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哲学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思想体系以"仁"为核心，以"礼"为手段，以"中庸"为方法论，深刻塑造了两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并持续影响着东亚乃至全世界的哲学、伦理、政治和教育实践。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有以下显著特征：
政治结构的瓦解： 周王室东迁洛邑后权威急剧衰落，原本维系天下的宗法分封制度逐步瓦解。诸侯国之间争霸不断，先后出现了"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据统计，《春秋》所记载的242年间，列国之间的军事行动达483次，朝聘盟会450次。
社会秩序的崩溃： 旧有的礼乐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大量违背周礼的事件。最为著名的是"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臣子篡夺君位甚至获得周天子承认，这在周初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孔子对此痛心疾首，称"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思想变革的萌芽： 旧秩序的瓦解催生了思想的解放。"士"阶层崛起，成为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他们不再依附于贵族，而是自由游走于各国之间，为各路诸侯提供治国方略。百家争鸣的局面由此开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学派相继涌现，构成了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黄金时代。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孔子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态度，试图通过恢复周礼来重建社会秩序。他不是简单复古，而是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和哲学化的提升。
孔子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其先祖是商朝王族后裔，周初被封于宋国，后因政治斗争逃亡到鲁国。父亲叔梁纥（名纥，字叔梁）是鲁国著名武士，以勇力闻名，曾在偪阳之战中手托城门救出战友。叔梁纥在孔子三岁时去世，家道从此衰落。
孔子幼年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他曾在鲁国担任管理仓库（委吏）和管理畜牧（乘田）的小吏。据《孟子》记载，孔子做委吏时"会计当而已矣"——账目清楚无误；做乘田时"牛羊茁壮长而已矣"——牛羊茁壮成长。这些基层工作经历使孔子深入了解民间疾苦，也培养了他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但当时的鲁国虽然是周礼文化的保存中心，孔子却因身份低微无法进入贵族学校。他通过"每事问"的自学方式，广泛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尤其对周礼有深入钻研。他曾专程前往周王室所在地洛邑，问礼于老子，这一会面被后世视为儒道两家创始人的思想碰撞。
三十岁左右，孔子开始私人讲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在此之前，"学在官府"——教育是贵族的特权，平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打破这一传统，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将教育大门向所有人敞开。
孔子的教学收费极为低廉——"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只要主动送上十条干肉作为见面礼，我没有不教诲的）。这意味着即使是经济条件极差的平民也能接受教育。他的弟子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和不同国家：有鲁国的颜回、闵子骞，有卫国的子贡、子路，有齐国的公冶长，有宋国的司马牛，有吴国的言偃，有楚国的公孙龙——可谓是当时的一次"国际教育实验"。
孔子在教学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与弟子之间的问答，后来被整理编纂为《论语》，成为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孔子有弟子三千，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
孔子在五十岁左右得到了一次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鲁定公任命他为中都宰（中都的地方长官）。孔子治中都仅一年，就取得了显著成效——"四方皆则之"（各地都效法中都的治理方法）。随后他被提升为司空（主管工程建设），再升为大司寇（主管司法刑狱，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院长），并代理宰相职务（摄相事）。
孔子为政最辉煌的成就是"堕三都"——拆除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权臣的城墙堡垒，以削弱其势力、维护国君权威。这一行动部分成功（拆除了季孙氏的费邑和叔孙氏的郈邑），但在孟孙氏的成邑遭到抵抗而受阻。
孔子在外交上也有出色表现。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孔子陪同鲁定公参加齐景公召集的夹谷会盟。面对齐国的军事威胁，孔子据礼力争，最终不仅维护了鲁国的尊严，还迫使齐国归还了此前侵占的鲁国土地（郓、讙、龟阴之田）。
然而，孔子的政治改革触动了鲁国当权贵族（"三桓"）的利益。齐国也担心鲁国强大会威胁齐国，便送给鲁国国君一批美女良马以腐化鲁国统治层。鲁定公和权臣季桓子果然沉迷声色，怠于政事。孔子感到"道不行"，在五十五岁时毅然离开鲁国，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
孔子离开鲁国后，先后到访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国，希望找到一位能采纳其政治主张的君主。这十四年的经历充满艰辛：
在卫国： 孔子到卫国后，卫灵公起初礼遇有加，但后来听信谗言，对孔子心存疑虑。孔子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失望离去。
在宋国： 宋国司马桓魋害怕孔子在宋国推行改革会威胁自己的地位，派兵追杀孔子。孔子正在大树下与弟子习礼，桓魋派人拔掉大树，弟子们催促快走，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在陈蔡之间： 这是孔子最艰难的一段经历。陈国和蔡国的大夫们害怕孔子被楚国任用后会对他们不利，于是派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荒野之中，断粮七天。许多弟子饿得站不起来，但孔子依然"弦歌不辍"（弹琴唱歌不停）。在绝境中，孔子从容地考察每位弟子的心志——子路问"君子亦有穷乎？"孔子答"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境中仍能坚守，小人遇到困境就会胡作非为。
在楚国： 楚昭王一度打算封给孔子七百里土地，但遭到令尹子西的反对而作罢。孔子在楚国还遇到了著名的"接舆歌凤"——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凤兮凤兮，何德之衰"从孔子车前经过，暗示孔子在乱世中奔波是徒劳的。
这十四年间，孔子虽然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他的思想在周游中不断成熟，他的弟子队伍也在磨砺中更加团结。《论语》中许多精彩的对话和深刻的体悟，都来自这段颠沛流离的岁月。
六十八岁时，在弟子冉有的帮助下，孔子回到鲁国。此时的他已经放弃了直接参与政治的抱负，将全部精力投入教育和文献整理工作。
孔子对中华文化的最大贡献之一是文献整理。他系统整理了"六经"：
孔子晚年接连遭受重大打击：独子孔鲤先他去世，年仅五十岁；最得意的弟子颜回英年早逝，孔子悲呼"天丧予！天丧予！"；另一位重要弟子子路在卫国内乱中被砍成肉酱，孔子悲痛欲绝。接踵而至的丧亲之痛严重打击了孔子的身体和精神。
公元前479年四月己丑日，孔子在鲁国逝世，享年七十三岁。孔子临终前七天，对前来看望的子贡说："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泰山要倒了，梁柱要断了，哲人要凋零了。弟子们为孔子守丧三年，子贡更是守墓六年。鲁哀公亲致悼词，称孔子为"尼父"。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中最核心的概念。《论语》中"仁"字出现109次，但孔子从未给出一个单一的定义，而是针对不同弟子的提问给予不同的回答。这恰恰体现了仁的多维性和难以界定的丰富内涵——仁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定义的概念，而是在不同情境、对不同对象需要不同理解的生活方式。
仁的基本内涵：
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是对仁最直接、最核心的定义——对他人的关爱和尊重。仁爱不是只爱亲人，而是推己及人，"泛爱众而亲仁"（博爱大众，亲近有仁德的人）。这种爱有一个自然的出发点——血缘亲情，但必须超越血缘，扩展到对一切人的关爱。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仁的行为准则，被西方思想家称为"黄金法则"（Golden Rule）。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个法则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简洁性和可操作性——在任何情境下，你只需要反思自己是否愿意接受某种对待，就知道应该如何对待他人。它不需要复杂的道德推理，也不需要外在的权威来裁决，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推己及人"来做出道德判断。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的积极面向，不仅是不做伤害他人的事，更要积极成就他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进取之道——你自己希望站得住，也要帮助他人站得住；你自己希望通达，也要帮助他人通达。这一原则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进一步，从"不为恶"上升到"行善"。
克己复礼为仁：颜回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仁不是任意的善念，而是在礼的规范中落实自我克制。克制私欲、回归礼制，就是仁的实现路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强调"为仁由己"——实现仁取决于自己，而不是取决于他人。这意味着道德实践是个人的自主选择，不依赖外在条件。
仁的结构： 仁是内在的道德情感和外在的道德行为的统一。它始于血缘亲情——"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这是仁的根本），然后"推己及人"，扩展到对陌生人的关爱，最终达到"泛爱众"。这种由近及远、层层扩展的仁爱结构，形成了儒家独特的道德心理学——道德不是凭空产生的抽象原则，而是从最自然的人伦情感中生长出来的。这与西方伦理学中康德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等抽象道德原则形成鲜明对比。
礼在孔子的思想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礼在孔子之前主要是指周代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总称，但孔子将其从外在的制度规范转化为具有内在意义的概念。
礼的起源与内涵： 礼最初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祭祀仪式，发展到周代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包括吉礼（祭祀）、凶礼（丧葬）、军礼（军事）、宾礼（外交）、嘉礼（喜庆）五大类。孔子认为，周礼之所以值得恢复，是因为它在夏商两代的基础上"郁郁乎文哉"（丰富而完美），达到了文明的高度。
礼的功能：
社会秩序的基石："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礼是个人立足于社会的根本，也是国家稳定的基础。礼从外在规范到内在认同，将个体行为与社会秩序有机统一。
仁的外在表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礼如果不能体现仁的内在精神，就只是一种空洞的形式。孔子强调"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的本质不在于玉帛等礼仪物品本身，而在于其中蕴含的敬与爱；乐的本质不在于钟鼓这些乐器本身，而在于其中表达的情感。
规范与节制：礼使人的情感和行为有度可控，防止过与不及。"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即使是好的品质——恭敬、谨慎、勇敢、正直——如果没有礼的节制，也会走向偏颇：恭敬没有礼就会劳倦，谨慎没有礼就会畏缩，勇敢没有礼就会作乱，正直没有礼就会尖刻伤人。
情感的表达方式：孔子特别关注礼与情感的关系。他认为礼不是压抑情感，而是让情感以恰当的方式表达。宰我质疑三年之丧太长，孔子反问他是否心安；宰我说"安"，孔子说"汝安，则为之"——但紧接着批评宰我"不仁"，因为真正的仁者一定会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心怀感念，需要三年之丧来表达这种情感。这表明礼的本质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而不是机械遵守的外在规范。
礼与仁的关系： 仁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仁的外在表现。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仁而没有礼，仁就会流于空疏；只有礼而没有仁，礼就会变成僵化的形式主义。孔子的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后世儒家——无论是宋明理学的"理一分殊"，还是现代新儒家的"内圣外王"，都是在不同层面上回应仁与礼的关系问题。
孔子提出"中庸"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和实践智慧。"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
中庸的含义：
中庸的具体应用：
孔子最核心的政治思想是德治，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统治者应该像北极星一样，安居其位而群星自然环绕——以道德感化人民，而不是依靠严刑峻法来统治。
德治的基本逻辑是上行下效。统治者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孔子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统治者的品德像风，百姓的品德像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这种将政治问题还原为道德问题、将治国还原为修身的思路，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内圣外王"的基本范式。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并不完全排斥刑罚。他担任大司寇时"七日而诛少正卯"，可见他也会使用权术和刑罚。但孔子认为，刑罚只能维持表面的秩序而不能从根本上教化人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子路问政，子曰："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孔子认为，政治的首要任务是端正名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国君要像国君的样子，臣子要像臣子的样子，父亲要像父亲的样子，儿子要像儿子的样子）。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社会角色履行相应的义务。
"正名"思想的深层逻辑是：语言和概念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如果名称和实际不符，就会导致社会认知的混乱，进而诱发行为失范。正如孔子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一思想对后世的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孔子提出"富之"然后"教之"的治理顺序。据《论语·子路》记载，孔子到卫国，冉有驾车。孔子感叹卫国人口众多，冉有问人口多了之后该做什么，孔子说"富之"（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之后该做什么，孔子说"教之"（对他们进行教化）。
这一思想体现了孔子对物质基础与道德提升关系的深刻理解：在基本生活无忧之前谈道德教化是不现实的。与法家的"以法为教"不同，孔子强调道德的自觉性："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是否定富贵，而是否定以不正当方式获取富贵。
孔子主张"举贤才"（选拔贤能的人才），反对任人唯亲。他认为应该"赦小过，举贤才"——不追究小过错，提拔德才兼备的人。这一思想对后世的科举制度影响深远。
同时，孔子并非支持绝对的君主专制。他提出"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用正道来侍奉君主，如果行不通就辞职。他主张大臣对君主应有谏诤的义务，不能盲从。"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和"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都体现了孔子反对暴政的立场。
《礼记·礼运》记载了孔子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其中有两个层次：
这两种社会理想的划分，体现了孔子思想的现实性和理想性之间的张力：他既有恢宏的理想，也承认现实的局限性。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至今仍具有深远影响。
"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是孔子最伟大的教育原则之一。他认为教育不应该局限于贵族子弟，而应该面向所有人。无论贫富、贵贱、智愚，只要主动求教，孔子都愿意教导。
孔子的弟子成分可谓那个时代的"联合国"：有富可敌国的商人（子贡），有贫困潦倒的穷人（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有刚烈好斗的武夫（子路——"冠雄鸡，佩猳豚"的市井无赖出身），甚至有人曾"尝为盗"（公冶长）。孔子不以出身论人，而是相信教育的改造力量——"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的天性本相近，是后天的教育和环境造成了差异。
孔子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系统实践因材施教的教育家。他对不同的弟子给予不同的教导，最经典的案例是子路和冉有问同一个问题得到的截然不同的回答：
子路问"闻斯行诸"（听到合理的事就马上去做吗？），孔子说"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有父兄在，怎么能听到了就去做？冉有问同样的问题，孔子却说"闻斯行之"——听到了就去做。公西华对此感到困惑，孔子解释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冉有（求）性格退缩，所以要鼓励他进取；子路（由）好勇过人，所以要抑制他冒进。
这种精准到个体差异的教育方法，至今仍是世界教育学的基本原则。孔子的教育思想比西方教育学家夸美纽斯和卢梭早了近两千年。"因材施教"因此成为中国教育思想中最宝贵的遗产之一。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只学习不思考就会迷惘，只思考不学习就会枯竭。孔子强调学习与思考的辩证统一。他认为"学"是获取知识的基础，但必须通过"思"来消化吸收；同时，"思"必须以"学"为依托，否则就会陷入空想。
孔子自己就是学思结合的典范。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曾经整日不吃、整夜不睡地思考，发现没有益处，不如去学习。这提醒我们：思考固然重要，但离开了学习的思考容易变成空中楼阁。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学生不到想弄明白却弄不明白时不启发，不到想说清楚却说不清楚时不引导。举一不能反三就不再重复。这表明孔子已经认识到教学的最佳时机是学生处于"认知冲突"状态时。
孔子对学习态度的论述构成了中国教育传统中最深刻的部分：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记录，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约成书于战国初期。全书共20篇、约1.2万字，是研究孔子思想最直接、最可靠的文献。书名"论语"的意思是"编纂起来的对话"。
《论语》的文学与思想特点：
《论语》的历史地位： 自汉代以来，《论语》就是中国读书人必读的第一本书。有学者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虽有夸张，但确实反映了《论语》对中国政治思想的深刻影响。在科举时代，《论语》是考试内容的核心部分。在现代中国，《论语》的许多格言已成为汉语中不可或缺的成语和日常表达。
孔子整理和传承的经典"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成为儒家核心经典。其中《乐经》在秦朝焚书后失传，后世通常说"五经"。南宋朱熹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成为此后七百年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
政治影响： 儒家思想成为汉代以后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董仲舒将儒家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构建了一套天人感应的政治神学。此后，儒家经典成为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儒家伦理成为社会运作的基本规范。历代统治者都尊孔崇儒，孔子的后裔被封为"衍圣公"，世代享受朝廷优待。
社会影响： 孔子提出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渗透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生活在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社会网络中：家庭讲孝悌，社群讲信义，国家讲忠恕。孔子塑造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重视教育、家庭、和谐的集体主义文化。
教育影响： 孔子确立的教育传统——重视经典学习、道德教育优先于知识教育、尊师重道——持续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教育体系。在中国，读书人被称为"孔门弟子"，教师被尊为"夫子"，教育被视为"传道、授业、解惑"的神圣事业。即使在今天的中国教育中，孔子的影响仍然清晰可见——对基础教育的重视、对经典学习的强调、对师道尊严的维持。
文化影响： 孔子不仅是思想家，更是中华文化的象征。"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尊号体现了他在中国文化中的至高地位。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孔庙达两千余座，祭孔大典成为延续两千多年的国家级典礼。孔子及其思想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认同的核心标识。
儒家思想传入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成为东亚文明的重要基石：
16-18世纪，来华传教士将孔子思想译介到欧洲，启蒙思想家从中汲取灵感：
然而，西方对孔子的接受也存在误读和选择性吸收。启蒙思想家们看到的往往是他们"希望看到"的孔子——一个理性的、无神论的道德哲学家，而忽略了孔子思想中复杂的历史性和宗教性维度。
孔子思想并非没有争议。历史上和当代对孔子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这些批评部分源于孔子思想的某些面向在后世被极端化、工具化，部分确实触及了儒家传统的内在局限。现代新儒家（如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等）一直在回应这些批评，试图在保持儒家核心价值的同时进行创造性的现代化转化。
1993年，世界宗教议会在美国芝加哥发布《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人类应该共同遵守的"黄金法则"，视为普世伦理的基本原则。这不仅是一个道德格言，更是人类文明对话的基本伦理底线——它不依赖任何特定的宗教信仰，而是建立在人类共通的道德直觉之上。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明确强调"人"的价值的思想家。当马厩失火，孔子退朝归来首先问"伤人乎？"而不问马（《论语·乡党》）。在马匹极为珍贵的春秋时代，这种对人的生命的优先关怀非常超前。孔子哲学的核心始终是人——如何成为更好的人、如何建立更好的社会——而不是关于神灵、来世或超自然力量的玄思。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在世界思想史上具有普遍价值，与古希腊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哲学传统形成了东西方的呼应。
在充满极端主义和冲突的当代世界——从政治极化到文化战争，从经济不平等到气候危机——孔子的中庸思想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维方法：不走极端、寻求平衡、在矛盾中找到恰当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还是在国际关系中协调不同文明的共存，抑或在个人生活中调和事业与家庭，中庸思维都具有现实意义。
孔子和苏格拉底（公元前469—399年）常被并称为东西方的"哲学奠基人"，两人有许多有趣的相似之处和深刻的差异：
相似之处：
差异之处：
这种比较不仅有助于理解两种文明的特质，也为当代中西文化对话提供了思想资源。
| 时间 | 年龄 | 事件 |
|---|---|---|
| 公元前551年 | 1岁 | 孔子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 |
| 公元前549年 | 3岁 | 父亲叔梁纥去世 |
| 公元前537年 | 15岁 |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
| 公元前532年 | 20岁 | 任委吏（管理仓库），后任乘田（管理畜牧） |
| 公元前525年 | 27岁 | 开始私人讲学 |
| 公元前522年 | 30岁 | "三十而立"，收颜路、曾点等第一批弟子 |
| 公元前518年 | 34岁 | 赴周王室洛邑问礼于老子 |
| 公元前517年 | 35岁 | 鲁国内乱，孔子赴齐国 |
| 公元前515年 | 37岁 | 返回鲁国，继续讲学 |
| 公元前501年 | 51岁 | 出任鲁国中都宰，政绩卓著 |
| 公元前500年 | 52岁 | 升任鲁国大司寇，夹谷会盟展现外交才能 |
| 公元前498年 | 54岁 | 推行"堕三都"行动 |
| 公元前497年 | 55岁 | 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 |
| 公元前489年 | 63岁 | 陈蔡绝粮 |
| 公元前484年 | 68岁 | 返回鲁国，整理六经 |
| 公元前482年 | 70岁 | 独子孔鲤去世 |
| 公元前481年 | 71岁 | 颜回去世 |
| 公元前480年 | 72岁 | 子路在卫国内乱中去世 |
| 公元前479年 | 73岁 | 孔子逝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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