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加拿大已从一个英属殖民地联盟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等强国"（middle power）。1945年后的加拿大，经历了从战时经济向福利国家的转型、魁北克独立运动的高涨与回落、宪法的本土化（1982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多元文化主义的制度化，以及在21世纪面对气候变化、原住民和解、移民多元等当代挑战。这段历史是一部从"英国式加拿大"向"多元文化加拿大"转型的完整叙事。
二战结束后，加拿大面临着将庞大的战时经济体系转向和平生产的巨大挑战。与一战不同的是，加拿大成功避免了严重的战后衰退。这主要得益于几个因素的叠加：
| 因素 | 说明 | 具体效果 |
|---|---|---|
| 压抑的消费需求 | 战时消费品匮乏 | 1945–1950年消费支出增长约40% |
| 联邦住房政策 | 1946年《国家住房法》修订 | 战后十年建设了约100万套住房 |
| 婴儿潮 | 1946–1960年出生率高峰 | 人口年均增长约2.5%（含移民） |
| 美国马歇尔计划 | 加拿大向欧洲出口原材料 | 1948–1951年出口额增长约60% |
| 冷战军备需求 | 朝鲜战争（1950–1953年） | 国防开支占GDP从1.5%升至约8% |
实际数据： 加拿大的GDP从1945年的约118亿加元增长到1960年的约370亿加元（未调整通胀），实际年均增长率约4.5%。失业率在19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维持在3-5%的低水平。
战后加拿大最重要的社会变革是全球最全面的福利国家体系之一的建立。
1947年《加拿大公民法案》： 加拿大首次在法律上定义了"加拿大公民"的概念（在此之前，加拿大人只是"英国臣民"）。这一法案标志着从帝国身份到国家身份的最后转折。
战后福利制度的关键立法时间线：
| 年份 | 政策 | 核心内容 |
|---|---|---|
| 1945 | 家庭津贴（Family Allowance） | 向所有有子女的家庭按月发放津贴 |
| 1947 | 加拿大公民法案 | 首次定义加拿大公民身份 |
| 1951 | 老年保障法（Old Age Security Act） | 为70岁以上老人提供普惠性养老金 |
| 1957 | 医院保险与诊断服务法案 | 联邦资助省级医院保险计划 |
| 1966 | 加拿大养老金计划（CPP） | 强制性收入关联养老金 |
| 1966 | 加拿大援助计划（CAP） | 联邦与省共建社会援助体系 |
| 1968 | 全民医疗保险（Medicare） | 联邦资助省级医疗保险计划 |
| 1971 | 失业保险（UI）改革 | 覆盖范围扩展至几乎所有雇员 |
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是全民医疗保险（Medicare）的建立。萨斯喀彻温省在1947年首次引入省级医院保险，1962年又率先推出医生服务保险。1968年，皮埃尔·特鲁多领导的联邦政府通过《医疗保险法案》（Medical Care Act），联邦政府承担各省医疗保险费用的一半，条件是各省医疗保险必须覆盖所有居民（而非按收入）、覆盖所有必要医疗服务、并可跨省转移。到1971年，加拿大所有省份都已实施全民医疗保险——这成为加拿大最引以为傲的社会成就之一。
1945年之前，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存在明显的种族歧视——几乎只接受欧洲（特别是英国和北欧）移民，亚洲和非洲移民受到严格限制。
1967年引入积分制移民系统——这是加拿大移民政策史上最根本的变革。移民不再基于种族或国籍，而是根据以下标准评分：
积分系统评估维度（总分100分，通过分：67分）：
教育背景（最高25分）：博士/硕士=25，学士=21，高中文凭=5
语言能力（最高28分）：英语/法语各14分，CLB 9级=6分/语言
工作经验（最高15分）：6年+经验=15，4-5年=13，1年=9
年龄（最高12分）：18-35岁=12，每增减一年减1分
工作安排（最高10分）：已获得加拿大雇主offer=10分
适应性（最高10分）：配偶学历、在加亲属、在加工作经验等
积分制使加拿大移民来源国从以欧洲为主急剧多元化。1961年，加拿大移民中约90%来自欧洲；到1980年代，欧洲来源比例下降到约25-30%，亚洲、非洲和拉美裔移民迅速增加。这一政策为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奠定了人口基础。
1950年代的魁北克在莫里斯·杜普莱西斯（Maurice Duplessis, 1936–1939, 1944–1959）领导下，被称为"大黑暗时代"（Grande Noirceur），特征是保守主义、教会主导教育医疗、以及对商业利益的过于亲近。1960年，让·勒萨日（Jean Lesage）领导的自由党赢得选举，开启了寂静革命——一场在短短十年内彻底改变了魁北克社会的全方位变革。
| 领域 | 改革前 | 改革后 |
|---|---|---|
| 教育 | 由天主教会主导 | 1964年建立教育部，创建CEGEP体系 |
| 医疗 | 教会主导 | 省级全民医疗 |
| 经济 | 英裔企业控制 | 创建国有水电公司Hydro-Québec |
| 社会 | 高出生率（5胎/妇女） | 出生率骤降至1.8胎（到1980年） |
| 政治 | 民族主义温和派 | 出现独立运动 |
Hydro-Québec的国有化是寂静革命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1962年，勒萨日政府以"Maîtres chez nous"（我们是自己的主人）为竞选口号，将魁北克境内的大多数私营电力公司收归国有，成立了Hydro-Québec。这一举措不仅为魁北克提供了廉价电力（后来成为工业发展的核心优势），更重要的是让法裔魁北克人获得了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权——这是自1763年法国殖民结束后第一次。
寂静革命还深刻改变了魁北克人的身份认同：从一个主要基于宗教（天主教）和农业传统的身份，转变为一个基于语言（法语）和现代公民身份的民族意识。1969年，魁北克通过了《法语促进法案》（Bill 63），1974年又通过了《官方语言法案》（Bill 22），正式将法语定为魁北克唯一官方语言。1977年，勒内·勒维克领导的魁北克人党政府通过了更加全面的**《法语宪章》（Bill 101）**，规定了法语在商业标志、学校教育（移民子女必须上法语学校）、工作场所中的强制使用。
1950年代和1960年代，加拿大进行了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
战后初期被认为是加拿大外交的"黄金时代"。路易·圣洛朗（Louis St. Laurent, 1948–1957）和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B. Pearson, 1963–1968）领导下的加拿大，在联合国和北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皮尔逊作为加拿大总理（1963–1968）的国内政绩同样引人注目：引入了全民医保的联邦框架、创立了加拿大养老金计划（CPP）、引入了加拿大国旗（1965年2月15日首次升起标志性的红色枫叶旗）。枫叶旗的采用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反映了加拿大从英国帝国身份向独立国家身份的转变。
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Elliott Trudeau）是加拿大历史上最具个人魅力和智识深度的总理之一。他于1968年以"特鲁多狂热"（Trudeaumania）的浪潮当选，执政至1984年（中间短暂下野1979–1980年），深刻塑造了当代加拿大的面貌。
特鲁多的政治哲学核心是"公正社会"（Just Society）理念——一个保障个人权利、促进社会公正、尊重文化多元的联邦国家。
1971年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加拿大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作为官方政策的国家。这一政策明确承认了加拿大社会的文化多样性本质，承诺政府支持各族裔保持和发展其文化传统，同时鼓励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1988年，多元文化主义进一步被立法为**《多元文化主义法案》**（Canadian Multiculturalism Act），赋予法律地位。
1982年宪法本土化（Patri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是特鲁多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背景： 自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BNA Act）以来，加拿大宪法的修正权一直掌握在英国议会手中（加拿大只能向英国提出修改申请）。历任加拿大总理都试图将宪法"带回家"但均告失败。特鲁多在两次魁北克公投（1980年和1995年）之间的敏感时期推进了这一工程。
关键元素：
1. 《1982年加拿大法案》与《宪法法案》
2. 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
这是加拿大历史上最重要的权利保护文件，包含了以下核心条款：
| 条款 | 权利内容 | 特点 |
|---|---|---|
| 第1条 | 合理限制条款 | 权利可在合理范围内受到限制 |
| 第2条 | 基本自由 | 良心、宗教、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
| 第6条 | 迁徙权 | 加拿大公民的出入、居留权 |
| 第7-14条 | 法律权利 | 生命、自由、安全、不受无理搜查等 |
| 第15条 | 平等权利 | 不分种族、性别、残疾、年龄的平等 |
| 第16-22条 | 官方语言权利 | 英语和法语在联邦机构的平等待遇 |
| 第23条 | 少数语言教育权 | 法语省外法裔和英语省外英裔的教育权 |
| 第33条 | "例外条款"（Notwithstanding Clause） | 联邦或省份可在五年内推翻宪章特定条款 |
宪章的引入根本性地改变了加拿大的法律和政治生态。加拿大最高法院获得了对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的最终权力，个人权利案件的数量急剧增加——从20世纪70年代年均约200件上升到1990年代年均约2,000件。
3. 宪法修正公式（Amending Formula）
宪法修正不再需要英国议会同意，而是需要：
- 涉及联邦权力、参议院、最高法院等核心问题：
联邦议会 + 所有10个省份的一致同意（7/50公式）
- 涉及省级权力的一般修正：
联邦议会 + 至少7个省/人口占比至少50%
- 特定省份的修正：
该省立法机构同意即可
4. 魁北克未签署
魁北克省（勒内·勒维克的魁北克人党政府）拒绝在1982年宪法上签字。魁北克认为宪法修正公式没有给予该省否决权，《条款》也没有充分保护魁北克独特的法语文化和民法传统。这一"缺席"成为了后续数十年加拿大宪政争论的核心问题。
1976年，勒内·勒维克（René Lévesque）领导的魁北克人党（Parti Québécois, PQ）意外赢得省选（获得41%选票却因选票分布获得71个席位中的71席中的83个席位？实际是110席中的71席），组建了魁北克历史上第一个明确主张独立的省政府。
勒维克提出了"主权-关联"（Souveraineté-Association）方案——魁北克获得政治主权（独立建国），但继续与加拿大保持经济联盟（包括共同货币和自由贸易区）。
1980年5月20日公投结果：
赞成"主权-关联"（Oui）： 40.44%
反对（Non）： 59.56%
投票率： 85.61%
公投失败后，特鲁多承诺将"更新联邦"——但1982年宪法的通过并未得到魁北克的认可，相反进一步激化了不满。
1970年代，加拿大经济经历了战后首次重大震荡：
1973年石油危机：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实施石油禁运，油价从每桶约3美元飙升至约12美元。作为石油净出口国（阿尔伯塔省），加拿大总体受益，但各区域差异巨大：
| 地区 | 影响 | 说明 |
|---|---|---|
| 阿尔伯塔 | 极大受益 | 石油收入暴增，经济繁荣 |
| 安大略/魁北克 | 严重受损 | 制造业能源成本飙升 |
| 大西洋省份 | 严重受损 | 依赖进口石油，取暖成本激增 |
特鲁多政府推出了国家能源计划（National Energy Program, NEP, 1980年），旨在保护加拿大消费者免受油价暴涨影响——包括对石油出口价格管制、征收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税、以及促进加拿大企业在能源行业的所有权。这在阿尔伯塔引发了极大愤怒，被视为联邦对西部经济的"掠夺"。NEP加剧了西部分离主义的情绪，促成了后来的改革党（Reform Party, 1987年成立）的崛起。
1970年代后期的高通胀： 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后，加拿大通胀率飙升至12%以上。1979年上台的乔·克拉克（Joe Clark）领导的少数派进步保守党政府仅维持了9个月（1979年6月至1980年3月），因预算未获通过而下台——这是加拿大历史上最短命的总理任期之一。
1984年，布赖恩·马尔罗尼（Brian Mulroney）以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议会多数赢得大选（进步保守党获得282席中的211席）。马尔罗尼在魁北克出生，精通英法语，他的核心目标是：通过经济自由化振兴加拿大经济，并通过宪法改革将魁北克"带回"加拿大宪法大家庭。
马尔罗尼政府最具标志性的经济成就是美加自由贸易协定（Canada-U.S.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这延续了20世纪加拿大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主题——如何处理与美国的经济关系。
激烈的大选辩论： 1988年大选几乎完全围绕FTA展开。反对党（自由党和新民主党）警告FTA将使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马尔罗尼则称不签署FTA将导致加拿大经济"衰落"。结果马尔罗尼赢得连任，FTA于1989年1月1日生效。
协定主要内容包括：
FTA在1994年扩展为包含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形成了一个拥有约4.5亿消费者的自由贸易区。到2000年，加拿大-美国间的贸易额已增长至FTA之前的约两倍。
米奇湖协议（Meech Lake Accord, 1987年）： 马尔罗尼成功获得了所有10个省份总理的支持，通过一项修正案将魁北克"带回"宪法大家庭。协议承认魁北克为"独特社会"（distinct society），并增加各省在参议院任命和最高法院法官任命中的话语权。
然而，到1990年6月23日的三年批准期限前，两个省份（马尼托巴和新不伦瑞克）未能及时批准。原住民领袖伊莱贾·哈珀（Elijah Harper）在马尼托巴议会以程序拖延方式阻止了投票。纽芬兰省也在最后时刻撤销了批准。米奇湖协议失败。
夏洛特敦协议（Charlottetown Accord, 1992年）： 马尔罗尼再次尝试，这次谈判包括原住民组织和新民主党参与，提出了更加全面的改革方案：
1992年10月26日举行全国公投：
赞成（Yes）： 45.7%
反对（No）： 54.3%
6个省反对，2个省赞成，2个省份打平
两次宪法改革的连续失败，标志着加拿大试图通过重大宪法改革解决魁北克问题的路径走到了尽头。此后，加拿大转向了"行政联邦主义"——通过联邦-省级行政协议而非宪法修正来解决具体问题。
1991年，马尔罗尼政府推出了联邦商品及服务税（Goods and Services Tax, GST），税率为7%。这取代了此前仅适用于制造业的13.5%制造商销售税（MST）。虽然经济学家普遍认为GST比MST更有效率（对出口更友好，覆盖面更广），但对消费者来说，它是一种"隐形税"——此前消费者在零售环节看不到MST，而现在GST清晰显示在收据上。
GST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税收政策之一。马尔罗尼的支持率在执政后期跌至约20%以下——这是加拿大历史上总理支持率的最低点之一。2006年，斯蒂芬·哈珀的保守党政府将GST从7%降至5%，成为2011年大选保守党吸引选民的重要筹码。
1993年大选是加拿大选举史上最戏剧性的一次：
| 政党 | 1993年席位 | 1988年席位 | 变化 |
|---|---|---|---|
| 自由党（LPC） | 177 | 83 | +94 |
| 加拿大改革党（Reform） | 52 | 0 | 新政党 |
| 魁北克集团（BQ） | 54 | 0 | 新政党 |
| 新民主党（NDP） | 9 | 43 | -34 |
| 进步保守党（PC） | 2 | 169 | -167 |
进步保守党从执政党沦为仅2席的微小党（甚至失去了官方政党地位），马尔罗尼的前总理地位也因此黯然收场。让·克里田（Jean Chrétien）——特鲁多时代的资深部长——成为新任总理。
魁北克集团（Bloc Québécois）的成功令全国震惊——这个旨在加拿大议会中争取魁北克主权（独立）的政党，竟然成为了官方反对党（54席）。
1995年10月30日，在雅克·帕里佐（Jacques Parizeau）领导的魁北克人党和卢西安·布沙尔（Lucien Bouchard，魁北克集团领袖）的推动下，魁北克举行了第二次独立公投。
公投问题比1980年更加直接：
"您是否同意魁北克在与加拿大达成新的经济与政治伙伴关系的条件下获得主权？"
这次公投的结果极其接近：
赞成（Oui）： 49.42%（2,308,360票）
反对（Non）： 50.58%（2,362,648票）
差距 仅有54,288票（约0.5%）
事实上，支持独立的法语魁北克人占多数（约60%的法语魁北克人投了赞成票），但魁北克境内庞大的非法语族群（蒙特利尔的大量英裔、意大利裔、犹太裔、希腊裔，以及与原住民等）以压倒性比例投了反对票。
公投后的当晚，失败的雅克·帕里佐在发言中指责"钱和族裔选票"是失败原因——"钱"指联邦政府的大规模广告宣传，"族裔选票"指非魁北克法语社群。这一言论引发巨大争议，导致帕里佐被迫辞职。
1995年公投的惊险结果令加拿大联邦政府深受震动。克里田政府立即出台了两个重要政策回应：
1. 联邦赞助计划（Sponsorship Program, 1996年）： 联邦政府拨款约3.5亿加元，在魁北克举办亲加拿大的宣传和文化活动——包括在各类体育、文化活动场所悬挂枫叶旗。这一计划在2004年被发现存在严重的资金挪用和腐败问题（$1.6亿被不当支付给与自由党关系密切的广告公司），引发了为期数年的"赞助丑闻"（Sponsorship Scandal）调查——即戈梅里委员会（Gomery Inquiry）。这一丑闻严重损害了自由党在魁北克的声誉，为2006年保守党上台埋下了伏笔。
2. 清晰法案（Clarity Act, 2000年）： 加拿大联邦议会通过了《清晰法案》（Bill C-20），明确规定：
这一法案将"魁北克独立"的宪法门槛提高到非常高——实际上使得纯粹的单方面独立变得不可能。
克里田政府的经济成就是实现了财政平衡并大幅削减债务。
1993年克里田上台时，联邦年度赤字约420亿加元，联邦债务（累计）约5,000亿加元，债务占GDP比例约71%。财政部长保罗·马丁（Paul Martin）实施了大幅削减开支（包括减少对各省的医疗和福利转移支付）的紧缩政策：
| 财政年度 | 联邦赤字/盈余 | 债务/GDP比例 |
|---|---|---|
| 1993–94 | -420亿加元 | 71% |
| 1997–98 | 平衡 | 66% |
| 2000–01 | +170亿加元盈余 | 54% |
| 2005–06 | +138亿加元 | 47% |
到1997年，加拿大成为G7国家中率先实现预算平衡的国家之一。到90年代末，加拿大因低通胀（约2%）、低利率、和稳定的财政状况，被国际投资者誉为"瑞典以北的瑞士"。
1990年代末，加拿大产生了全球互联网时代的一些重要创新和公司：
2006年大选中，斯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领导的加拿大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 of Canada）赢得了选举。保守党是2003年由进步保守党和改革党/加拿大联盟合并而成的，目的是整合中右翼政治力量。
哈珀的时代标志着加拿大政治的重要转向：从一个高度依赖自由党"自然执政党"格局——自1963年至2026年，自由党执政约38年、保守党仅约9年，转向了更加两极分化的政党竞争。哈珀执政的十年是二战后保守党执政时间最长的一次。
哈珀政府的最著名经济政策是将GST从7%降至5%（2006年降至6%，2008年降至5%）。对于普通加拿大消费者，这一措施降低了日常消费成本，但也减少了联邦政府约每年120亿加元的收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加拿大表现出了比大多数发达国家更强的韧性：
| 国家 | 2009年GDP负增长 | 银行系统问题 |
|---|---|---|
| 加拿大 | -2.9% | 无银行倒闭 |
| 美国 | -2.6% | 数百家银行倒闭 |
| 英国 | -4.3% | 多家银行国有化 |
| 欧元区 | -4.4% | 系统性危机 |
加拿大银行业的优异表现主要归功于：严格的金融监管（加拿大银行不需要缴纳准备金/资本充足率高于巴塞尔协议要求）、保守的抵押贷款实践（大多数抵押贷款仍然出现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而非被打包成证券），以及2005年联邦拒绝了多家加拿大银行的并购申请——这意外地使加拿大银行业保持了较大数量的竞争对手，避免了"太大不能倒"的问题。
哈珀政府改变了加拿大在阿富汗的角色。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加拿大派遣特种部队加入美军行动。2006年，加拿大军队被部署到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省，执行北约领导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任务——这是加拿大军队自朝鲜战争以来最激烈的战斗任务。
加拿大在阿富汗的贡献：
| 统计 | 数据 |
|---|---|
| 总部署军人数 | 约40,000人（持续轮换） |
| 阵亡人数 | 158人（含1名外交官） |
| 部署时间 | 2001–2014年 |
| 峰值兵力 | 约2,830人（2007年） |
| 军费开支 | 约180亿加元 |
坎大哈战斗的激烈程度远超加拿大公众预期，引发了关于加拿大应扮演何种国际角色的广泛辩论。2011年，加拿大议会投票决定在2014年结束战斗任务，转为训练阿富汗安全部队。
哈珀政府在环境方面的立场保守。2007年，加拿大发布《转向加拿大》（Turning the Corner）气候计划，设定了到2020年比2006年水平减排20%的目标，但未能达成。
最具争议的是2011年加拿大正式退出《京都议定书》——加拿大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退出该国际气候条约的签署国。理由是加拿大无法实现京都承诺（到2012年比1990年减排6%），如果继续留在协议中，需根据"遵约机制"支付约140亿加元的罚款。退出事件在国际上引发了对加拿大环保承诺的广泛质疑。
事实上，加拿大在1990-2012年期间的碳排放增长了约17%，而不是减少6%——其中阿尔伯塔的油砂开采是最大的排放增量来源（1990-2012年油砂产量增长超过300%）。
哈珀政府的外交政策显著向亚太和北极区域倾斜：
2006年，哈珀在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动议，承认"魁北克人在统一的加拿大内构成一个民族"（Québécois form a nation within a united Canada）。这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民族"概念在政治语境中的应用——虽然哈珀本人一直批评"民族主义"和"种族政治"。
2015年10月，贾斯廷·特鲁多（Justin Trudeau）——皮埃尔·特鲁多的长子——带领自由党以绝对多数重返执政（184/338席）。他的竞选承诺被概括为"阳光之路"（Sunny Ways）——一种与哈珀时代截然不同的、基于乐观主义和包容性的治国方式。
移民政策大扩张：
碳税（Carbon Tax）：
药用大麻合法化（2018年10月17日）：
与原住民和解：
2020年3月COVID-19大流行爆发，加拿大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
| 统计 | 数据 |
|---|---|
| 确诊总人数（截至2023年） | 约470万 |
| 死亡总人数 | 约53,000人 |
| 疫苗接种率（两剂） | 约82%（12岁以上） |
| GDP下降（2020年） | -5.3% |
| 失业率峰值（2020年5月） | 13.7% |
| 联邦紧急补助（CERB）总支出 | 约816亿加元 |
加拿大紧急应对补助金（Canada Emergency Response Benefit, CERB）——向因COVID-19疫情失去收入的工人每月发放2,000加元——是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直接收入支持计划。CRB、EI和其他补贴项目合计占联邦COVID-19支出的绝大部分，最终联邦累计赤字高达约3,530亿加元（2020–2021财年），国家债务首次突破1万亿加元。
2021年后，加拿大面临严重的生活成本危机和住房可负担性恶化：
住房危机的主要成因包括：移民激增导致需求大增（但新住房建设跟不上）、低利率环境下投资者的涌入（2020–2021年）、以及各省市规划法规和建筑成本限制供给。
对外政策领域：
截至2025年，加拿大的政治格局以两极化的趋势为主：
加拿大的人口结构在战后经历了最深刻的变化：
| 年份 | 总人口 | 移民来源第一大国 | 可见少数族裔占比 |
|---|---|---|---|
| 1951 | 1,400万 | 英国（约45%移民） | <2% |
| 1971 | 2,160万 | 英国 | <5% |
| 1991 | 2,760万 | 中国/印度/香港 | 约9.4% |
| 2011 | 3,350万 | 菲律宾/中国/印度 | 约19.1% |
| 2021 | 3,810万 | 印度/中国/菲律宾 | 约23.0% |
| 2026（预计） | 4,100万+ | 印度 | 约26-28% |
多伦多和温哥华已成为全球最文化多元的城市之一——多伦多的外国出生人口比例约46%，温哥华约42%。2021年人口普查显示，加拿大有超过450种不同族裔的居民（自报），使用超过200种语言作为母语。
加拿大在LGBTQ+权利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
| 年份 | 里程碑事件 |
|---|---|
| 1969 | 同性行为非刑事化（皮埃尔·特鲁多："国家卧室里的事与政府无关"） |
| 1992 | 同性伴侣可在移民事务中作为家属 |
| 1996 | 性取向被纳入《加拿大人权法》的歧视禁止条款 |
| 2003 | 安大略成为第一个合法化同性婚姻的省份 |
| 2005 | 加拿大成为全球第四个（荷兰、比利时、西班牙之后）全国合法化同性婚姻的国家 |
| 2017 | 将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纳入《加拿大人权法》的歧视禁止条款 |
| 2022 | 转换疗法（conversion therapy）全面刑事化 |
原住民问题（Indigenous Issues）是加拿大当代社会中持续时间最长、最具道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2015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C）发布终最终报告，详述了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 System）——从1870年代到1996年最后一所学校关闭、约15万名原住民儿童被强制从家庭带入教会运营的寄宿学校——所造成的文化灭绝。
TRC报告的关键发现：
- 超过6,000名原住民儿童在寄宿学校死亡（实际数字可能更高）
- 儿童在学校被禁止使用其母语（说母语被体罚）
- 系统性身体、性和心理虐待
- 与家庭和文化的完全断裂
- 对原住民社区造成的持久创伤——酒精滥用、自杀率、家庭暴力的代际传递
TRC的94项行动呼吁涵盖了从儿童福利、教育、语言，到司法系统、博物馆、体育、媒体等几乎所有领域。到2023年，94项呼吁中约有一半已部分或全部实施。
加拿大正走在一个超越其英法殖民历史、接纳多元文化、并与原住民建立新型关系的漫长转型道路上。这个过程充满了内在张力：一方面，加拿大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典范；另一方面，原住民社区的生活条件（人均收入、预期寿命、监狱比例、自杀率）与其他加拿大人之间存在系统性差距。
回顾1945年以来的加拿大，以下几个结构性主题始终贯穿：
从"英属北美" → "自治领" → "枫叶旗的加拿大" → "魁北克的悖论" → "多元文化主义" → "与原住民和解的加拿大"。加拿大的国家身份一直在动态调整中。
从寂静革命的爆发 → 1980年和1995年两次公投 → 宪法僵局 → "行政联邦主义" → 魁北克民族承认 → 独立运动的消退（但仍未消失）。魁北克问题从1980年代的"宪法危机"演变为21世纪的"身份对话"。
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从FTA（1988）到NAFTA（1994）再到USMCA（2020），经济深度融合；但同时加拿大在医疗、枪支管控、多元文化主义等方面有意识地与美国保持差异性（"加拿大≠美国"的身份标识）。
加拿大作为贸易国从全球化中获益巨大（2000-2020年移民、贸易、投资均大幅增长），但住房危机、区域发展不均衡（安大略和卑诗省vs大西洋省份和草原省份）也引发了关于全球化是否"受益不均"的反思。
加拿大每五年人口普查都显示"可见少数族裔"比例稳步上升，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广泛被正面评价。反移民情绪在加拿大远低于许多西方国家（如美国、欧洲），但也出现了关于文化融合、国家认同和"加拿大价值观"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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