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法国哲学家、小说家、剧作家、文学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倡导者。萨特被誉为"20世纪的良心"，其思想深刻影响了战后法国的知识界乃至整个世界的精神图景。
萨特出生于巴黎，父亲让-巴蒂斯特·萨特是一名海军军官，在萨特仅15个月大时便因热带病去世。母亲安娜-玛丽·施韦泽（著名神学家阿尔伯特·施韦泽的侄女）带着幼年的萨特回到娘家。萨特在外祖父——一位德裔语言学家——的家中长大，从小便沉浸在丰富的藏书之中。外祖父的书房拥有数千册藏书，小萨特将这里视为他的圣地。这种环境塑造了萨特对文字和阅读的终生热爱——他后来在自传《词语》（Les Mots）中详尽地分析了这段童年经历，并揭示了自己如何通过"文字"来弥补父亲的缺失和存在的不安全感。
萨特在《词语》中写道："我从来没有种过地、捡过蛋，但我发现了书籍——我的根。"这句话道出了萨特人生轨迹的核心：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人。父亲早逝的补偿效应是——没有权威父亲来定义他的角色，这反而给了他极大的自由来塑造自己的身份。萨特在自传中极为坦率地分析了这一点，认为这构成了他"原初选择"的基础：通过写作来证明自己的存在，通过文字来创造自己的本质。
萨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ENS）求学期间（1924-1929），结识了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两人建立了长达51年的亲密但非传统的伴侣关系——他们终生未结婚，保持着各自的自由，但彼此分享思想、生活和社会活动。这段关系本身，就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中"自由选择"理念的一次生动实践。两人有一个著名的约定：彼此是"核心关系"（绝对坦诚，无话不谈），但允许对方有"偶然关系"（其他情感和性经历）。
1929年获得哲学教师资格后，萨特在勒阿弗尔等地的中学任教。1933-1934年，他赴柏林法兰西学院研习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他在柏林期间开始系统地思考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这段研习对他后来的哲学体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萨特一方面吸收了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的方法论，另一方面则拒绝了胡塞尔的先验自我理论和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过分神秘化的解释。
二战期间，萨特于1940年被德军俘虏，在战俘营中度过了九个月。这段经历深刻改变了他的思想：他亲身体验了极端处境下人的自由与选择。在战俘营中，萨特最深刻的体会是：即使被剥夺了一切物质条件和行动自由，囚犯仍然可以自由地选择如何回应这种处境——是屈服、合作、抵抗，还是以某种内在的尊严维持自我。这一经验直接催生了他在《存在与虚无》中对"自由"的极端阐述。
获释后，他回到巴黎，参与抵抗运动，并完成了他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1943）。这部著作在德军占领下出版，尽管纸张匮乏、审查严格，仍然引起了巨大反响。它标志着萨特哲学体系的成熟，也奠定了他在法国哲学界的地位。
战后，萨特成为法国知识界无可争议的精神领袖。1945年，他创办了《现代》（Les Temps Modernes）杂志，集结了一批法国顶尖的知识分子——包括梅洛-庞蒂、波伏娃、雷蒙·阿隆等。这本杂志成为战后法国存在主义运动的核心阵地。
萨特在这一时期的公共活动极为活跃：
萨特在战后也逐渐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他的思想。1960年出版的《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尝试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形成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立场。他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但批评当时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僵化的教条，缺乏对个体自由和主体性的尊重。
晚年的萨特健康不断恶化，几乎失明，但继续通过口述方式从事哲学和文学工作。他与"毛主义"（法国激进左翼运动）的学生组织建立了密切联系，与他们一起上街发传单、售卖报纸。这些行动在许多人看来与他年迈体衰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但也展现了他"介入"哲学的始终如一。
1980年4月15日，萨特在巴黎去世。他的葬礼吸引了约五万人自发沿街送行，从医院到蒙帕纳斯公墓，整个巴黎左岸都挤满了哀悼的人群。场面堪比国葬，可见其在法国乃至世界思想界的巨大影响力。波伏娃在日记中写道："即便知道这是终将发生的事，但真正的到来仍然让人无法承受。"
"存在先于本质"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第一原则，也是理解和进入萨特思想体系的总钥匙。
萨特将"存在先于本质"与传统的"本质先于存在"对立起来。他使用裁纸刀的例子来说明本质主义的世界观：工匠在制造一把裁纸刀之前，心中已有关于裁纸刀的概念——它应有的形状、材质、功能，以及它将被用来切割纸张的目的。也就是说，裁纸刀的"本质"（概念和设计蓝图）先于其"存在"（具体的实物）。在基督教传统中，上帝如同一位宇宙工匠，在创造人之前已经有了关于人的概念——人的"本质"先于其具体的存在。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论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再到近代理性主义（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中"思"作为人的本质），都属于"本质先于存在"的思想谱系。
萨特否认上帝的存在，进而否定任何预设的人性。他的推理是清晰的：如果没有上帝，就没有先验的"人"之概念；人首先"存在"于世界上，然后才通过自己的行动和选择来"定义"自己是什么。人不是按照一张预先画好的蓝图建造的房屋，而是从一块空白的材料开始，通过自己的每一次选择、每一次行动，来"雕刻"自己的形象。
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写道："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
这一原则蕴含了三个深远的推论：
1. 人的尊严与自主性。 萨特在回应人们对存在主义"主观性"的批评时强调："我们讲主观性的意思，除了人比一块石头或者一张桌子具有更大的尊严之外，还能指什么呢？"人不是被预设的"物件"，不是被设计好的品，而是自我塑造的主体。这种尊严不是来自神的恩赐，而是来自人自身自由选择的能力。
2. 人的"无本质"状态。 与物不同，人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本质。一把裁纸刀永远是裁纸刀——它的功能和定义是固定的。但人可以不断超越自己的过去，重新定义自己。昨天的善良和今天的失败，都不能最终定义一个人——人总是可以在明天做出新的选择，从而改变自己的本质。萨特对此有一个诗意的比喻："存在是什么？就是不渴而饮"（Qu'est-ce qu'exister ? Se boire sans soif）——存在是涌动的、自发的、不能被简单规定的一种运动。
3. 人的全面责任。 这一原则直接导向了人的绝对责任——既然没有天赋的"人性"可以为自己开脱，人就必须为自己的全部选择和行动负责。萨特说："如果存在真是先于本质的话，人就要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所以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后果，是使人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并且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担负起来。"更深刻的是，萨特认为每个人在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时，也在为全人类确立一种典范——当我说"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时，我实际上在说"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好的"。因此，选择不仅关乎个人，更关乎全人类。
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区分了两种基本的存在形态，这一区分构成了他的整套本体论的基础：
自在的存在（l'être-en-soi）：指物在自身中的存在，即非意识的存在。一张桌子、一块石头、一把椅子——它们简单地"是其所是"。自在的存在具有三个特征：它是充实的（无空隙、无断层）、凝固的（无变化能力）、无时间的（没有过去或未来，只有纯粹的当下）。用萨特的话说，自在的存在"就是它所是"。这种存在方式不包含自我意识，不包含否定性，也不包含任何"可能性"的概念。
自为的存在（l'être-pour-soi）：指人的意识存在。与物不同，意识总是"不是其所是，是其所不是"，因为意识永远在超越当下，不断否定自身、筹划未来。自为的存在是虚无化的能力——它揭示了人不同于物的根本特性：人可以想象自己不是现在的样子（羞耻、遗憾），可以想象自己成为别的样子（希望、规划），可以和现实拉开距离以审视世界。
萨特的观点在于：自为的存在使"虚无"进入了世界。正是因为自为的否定能力和超越性，世界才不只是"一堆物"，而是一个充满意义的、被人的自由所渗透的世界。
萨特对"虚无"的思考是其哲学中最具原创性的部分之一。他的出发点是：人的意识能够否定现实。当我们说"这不是一把椅子"或"我的钱包不在桌子上"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做一种"虚无化"（néantisation）的操作——将当前的现实状态与我们所期望或认知的状态相对照，从而在存在中引入了"空无"。
萨特认为，虚无不是外在于存在的空洞，而是通过人的意识"渗入"到存在中的。人是"使虚无来到世界上的存在"。正是因为意识具有这种"虚无化"的能力，人才能超越既定现实，设想"别的可能性"。而能够设想"别的可能性"，正是自由的根基。
萨特著名的论断："人被判决自由"（L'homme est condamné à être libre）——不是因为人选择了自由，而是因为人作为意识存在，其结构本身就是自由的。这意味着：
萨特的自由观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他在《存在与虚无》中提到了"处境"（situation）的概念——人的选择总是受到"事实性"（facticity）的制约：我们的身体、历史、社会环境、出生的时代和文化等。但萨特坚持认为，这些"事实性"因素的意义正是由我们自己的选择和行动赋予的。一个残疾人的身体是一个事实，但这个身体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借口、是挑战、还是超越的起点——则取决于他的选择。
自欺（又称"坏信念"或"虚假诚信"）是萨特哲学中极富洞察力的概念，也是《存在与虚无》中最为精彩的分析之一。自欺不同于简单地"说谎"——在说谎中，我知道真相，只是有意识地不对外说出真相；在自欺中，我对自己隐瞒真相，同时自己也相信这个"谎言"。这是一种对自身真相的有意识且同步的遮蔽。
萨特把自欺看作人类逃避自由选择带来的焦虑的一种方式。自欺有两种基本形式，分别对应于"事实性"和"超越性"这两极：
1. 过度强调事实性："我是一个XX"的托词。
一个服务员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服务员角色"中，仿佛自己的全部存在就只有"服务员"这个身份——他的动作比机器人还精确，他的微笑比演员还职业化。他否认了自己作为自由个体可以超越这个角色的可能性。如萨特所说，真正的服务员不可能完全"是"服务员，他只能"扮演"服务员——因为"人是其所不是，且不是其所是"。当一个士兵说"我只是一名士兵，不得不服从命令"时，他就是在通过自欺来逃避自己的道德责任。在萨特看来，人是可以超越任何社会角色的——因为人的存在方式不可能是"所是"。
2. 过度强调超越性：否认自己的处境。
这是自欺的另一种形式——"这和我无关"、"我可以随时从头开始"、"那些事情不是真正的我"。一个人可能否认自己的过去、自己的出身、自己在特定处境中的局限性。这种自欺同样是不真实的：它拒绝承认人总是"处境中的存在"——人永远无法摆脱自己的事实性。
萨特用"心理分析"的方式展示了自欺的机制：一个年轻女子第一次约会时，对方握住了她的手。这位女士可以选择明确拒绝（这将终止可能性），或者接受（这将对关系作出定义）。她选择了"既不接受也不拒绝"——她假装没有意识到那只手的存在，将注意力集中在"纯精神"的交谈上。这是一种典型的自欺，因为它通过对现实的有意识忽略来逃避选择的责任。
萨特认为自欺是人的普遍境况——"意识在其存在中隐藏着自欺的永恒风险"。但正因如此，觉察自欺并努力超越它，正是走向本真性（authenticity）的第一步。本真的人不是没有自欺的圣人，而是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自欺，并不断与之斗争的人。
萨特关于他者（the Other/autrui）的论述，可能是其哲学中最广为人知但最容易被误解的部分。剧本《禁闭》（Huis Clos，1944）中的名句"他人即地狱"（L'enfer, c'est les autres）经常被简化为一种悲观主义的人际关系论。但萨特的本意要深刻得多。
他者的注视（Le Regard）。 萨特通过"注视"这一现象学分析，揭示了他者如何构成人的自我意识的核心机制：当我独自在公园里时，我是观察主体——我审视草坪、长椅和路过的人们。但当另一个人注意到我、看向我时，我突然从"主体"变成了"客体"——我的行为、外貌、身份，都在他人的目光中被固定、被评判、被对象化。这个"被注视"的经验，使我意识到了自己也是一种"为他的存在"（l'être-pour-autrui），一种在他人世界中作为物体的存在。
萨特认为，人的存在有三种维度：
这三种存在构成了一个基本的存在论结构。其中，"为他的存在"揭示了人际关系中不可消除的紧张：他人是使我成为"客体"的力量——用他人的目光来定义我。这种"被客体化"的经验从根本上构成了人类的冲突关系。
萨特在《禁闭》中以一个精彩的戏剧设定来呈现这一思想：三个已死的人被关在一个没有窗户、没有镜子的房间里。加尔森（一个叛徒）、伊内丝（一个控制狂）和埃斯泰勒（一个虚荣者）彼此互相"审判"——每个人都在他人的目光中寻求自我确认，同时又对他人的目光感到窒息。他们不需要任何刑具——因为他们就是彼此的折磨者。加尔森痛苦地发现，他不能自我定义自己不是懦夫——他需要埃斯泰勒相信他，需要伊内丝认可他，但他的身份被囚禁在他人的评判之中。
"他人即地狱"的真正含义。 萨特后来在这一名言的注释中澄清：他说的"他人即地狱"，不是说人际关系总是糟糕的。实际上，萨特认为，如果你与他人的关系被扭曲了——如果你完全依赖于他人的评判来定义自己，放弃了自己自由选择和主体性的权利——那么他人就成了你的"地狱"。之所以是"地狱"，不是因为他人本身是邪恶的，而是因为你选择了把自己囚禁于他人的目光之中。
萨特对"他者"的分析深刻影响了后来关于"身份认同"、"凝视"、"主体间性"的讨论。福柯对"凝视"（medical gaze）和规训权力的分析，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女性作为"他者"的分析，以及后殖民理论中关于"东方学"的讨论，都可以在萨特对他者问题的深思中找到哲学根源。
萨特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通过他对波德莱尔、让·热内和福楼拜的传记研究，展示了个体如何在他人和社会的压力下"选择"成为自己。波德莱尔"选择"了成为一位被诅咒的诗人，而热内"选择"了成为一个小偷和作家——这些"原初选择"在萨特看来，都是个人在特定处境中对自己的自由进行的某种"谋划"。
萨特晚年越来越强调哲学家的社会责任。他认为，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行动，作家必须对自己的时代承担责任。在《什么是文学？》（1947）中，萨特详细阐述了他的"介入文学"理论：作家不应该躲在"为艺术而艺术"的象牙塔里，而应该参与到时代的核心问题中去。因为作品总是向读者呈现世界——作家通过对现实的描写揭示了某些东西，从而呼唤读者去改变它。
这种"介入"的理念贯穿了萨特的后半生。他不仅口头上主张，更在行动中实践：
这些公共行动，无论令人钦佩还是有争议，都展现了一个"介入知识分子"的全心全意。正如他所说："一个作家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活动中必须介入——因为他的文字一旦被发表，就在这个世界上产生了效果，他必须对这些效果负责。"
《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1943）
萨特哲学的奠基之作，也是存在主义运动最重要的哲学文本之一。全书分四卷：第一卷讨论虚无问题和否定性的现象学基础；第二卷分析自为的存在及其时间性结构；第三卷论述为他的存在（他者问题），其中包含了对"注视"、羞耻、身体和性关系的精彩分析；第四卷则探讨拥有、作为与存在的关系。这部著作尽管有着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深刻影响，但萨特在其中展示了对自由、自欺和人际关系的极具原创性的分析，构成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坚实根基。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1946）
这是萨特最通俗易懂的哲学小册子，最初是一次面向公众的演讲，旨在回应人们对存在主义的"悲观"、"虚无"和"堕落"的批评。萨特在这里清晰地阐明了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批驳了各种误解，并论证了存在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人道主义——因为它将人的尊严和自由置于哲学的核心，并要求每个人对自己和全人类负责。
《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1960）
萨特尝试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大型著作，分上下两卷。上卷为"方法问题"，提出了"前进-回溯法"（progressive-regressive method）：既要从宏观的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人，也要从微观的个体选择的回溯中理解人。下卷则将存在主义的自由概念引入历史唯物主义，探讨了个体实践如何转化为群体实践、群体如何异化为惰性集体的一些列问题。尽管这部著作晦涩难懂，但它代表了萨特后期思想的重要转向——从纯粹的现象学走向历史哲学。
《恶心》（La Nausée，1938）
萨特的第一部小说，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里程碑。主人公罗冈丹在虚构的布维尔市经历了一种深刻的"恶心"体验：当他凝视一块石头、一棵树根或一只酒杯时，他突然领悟到物的"纯粹存在"——物就是物本身，没有理由、没有目的、没有意义。人对物赋予的一切意义、目的和价值，都只是人自己的投射。这种对"存在本身"的无端性和荒谬性的领悟，引发了生理上的"恶心"体验。全书以日记形式呈现，结构松散但思想密度极高。萨特后来表示，《恶心》是最接近于表达他所有哲学思想的小说。
《墙》（Le Mur，1939）
短篇小说集，其中的同名短篇《墙》讲述了一个面临行刑队的共和派囚徒的故事。主人公在极端处境中体验到了存在的荒谬和死亡的逼近，但他通过一次"恶作剧式"的选择——故意供出战友的假地址——却意外地导致了战友的真正死亡。故事展示了一个哲学悖论：人的自由选择永远是不可预测的，其后果也可能完全不受自己控制。
《禁闭》（Huis Clos，1944）
萨特最著名的戏剧作品，至今仍被广泛上演。故事设定在"地狱"中——但这里没有刑具、没有烈火、没有魔鬼，只有一个普通的房间和三把椅子。三个已死的人（加尔森、伊内丝、埃斯泰勒）在这个房间里彼此折磨：每个人都需要从他人那里获得自我确认，但又无法摆脱他人的评判。剧中没有"地狱的守门人"打断他们的对话——因为他们就是彼此的审判官和刑具。
《肮脏的手》（Les Mains Sales，1948）
探讨政治行动中的道德困境的戏剧。年轻的知识分子雨果试图在加入共产党后通过一次暗杀来"弄脏自己的手"——但当他发现暗杀对象并非他想象的那样邪恶时，他的道德选择变得异常复杂。这部剧深刻触及了萨特政治哲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为了实现崇高的政治理想，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不干净"的手段？剧中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而是让每个观众自己去面对这种两难处境。
《词语》（Les Mots，1964）
萨特的童年自传，以犀利的自我分析审视了自己的成长历程。萨特分析了自己为什么"选择"成为作家：他从童年起就感到自己"没有存在的理由"——因为父亲早逝，他甚至没有作为一个"儿子"的正常角色。在书的世界中，他找到了自己的"救赎"——通过文字，他证明了自己存在，并发现自己可以通过写作"创造"自己的本质。这部作品既是文学杰作，也是萨特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的完美实践。
波伏娃是萨特一生的伴侣、对话者和思想同道。两人从1929年相识直到萨特去世，保持了整整51年的非传统伴侣关系。他们的约定是"核心关系"——两人之间绝对坦诚、毫无保留——加上"偶然关系"——允许对方拥有其他情感和性关系。这种独特的关系模式虽然复杂且充满张力，但贯穿了他们的一生。
波伏娃将存在主义哲学引入了女性主义领域。她的《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1949）大量运用了萨特的"自为"与"自在"、"他者"等概念。波伏娃的核心论点是：女性在整个历史进程中被塑造成了相对于男性而言的"他者"——她的本质不是由自己定义的，而是由男性的目光定义的。这是萨特"他者"理论在性别政治领域的应用。
萨特与加缪的关系是20世纪知识界最有名的友谊与决裂之一。两人在二战期间都是抵抗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共同为报纸《战斗报》撰稿。战后初期，两人关系密切，互相欣赏对方的作品。
但在加缪发表《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1951）后，两人关于革命和暴力的立场发生了根本分歧。加缪认为一切革命最终都会变成新的暴政——他反对用革命的"未来"来正当化今天的暴力。而萨特倾向于支持为"历史进步"而使用的手段。1952年，萨特的杂志《现代》发表了由让松执笔的严厉批评，加缪激烈回应——两人的友谊在此彻底断裂。1960年加缪在车祸中去世时，萨特写了深情的悼词，称加缪"是那些罕见的、我们不敢停止爱他的人"。
莫里斯·梅洛-庞蒂与萨特在战后共同编辑《现代》杂志，两人的现象学路径有共同渊源但最终分道扬镳。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1945）对萨特"存在与虚无"中的意识理论提出了重要修正——他认为意识不是纯粹的虚无化力量，而是植根于身体和感知之中的、处境化的存在。两人的争论深刻影响了法国现象学的发展方向。
萨特的思想明显受到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影响，但他在吸收的同时也进行了改造。从胡塞尔那里，他借用了意向性概念——"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但萨特拒绝了胡塞尔的"先验自我"概念，认为自我是在世界中被构成的，而非先于世界的。从海德格尔那里，他借用了对"存在"问题的关怀，但拒绝了海德格尔对"存在"的神秘化和非人道主义的倾向。萨特始终坚持"人道主义"的立场——存在主义的最高价值是人的尊严和自由。
存在主义运动的催化剂。 萨特将晦涩的德国现象学转化成了法国乃至全球知识分子可以参与讨论的公共哲学。存在主义在二战后的欧洲和全球的广泛传播，萨特功不可没。从咖啡馆的小聚会到大学讲堂，从日本的京都学派到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萨特的存在主义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思想现象。
文学与戏剧的革命。 萨特通过小说和戏剧让高深的哲学走进了大众。"介入文学"的理念对20世纪中后期文学产生深远影响。
为批判理论提供了资源。 萨特的"他者"分析了福柯（凝视、权力）、波伏娃（性别他者）、法农（殖民主义的心理分析）以及萨义德（东方学）等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后殖民理论家弗朗茨·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就直接运用了萨特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
重新定义知识分子角色。 萨特树立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一个不仅著书立说，更敢于在重大公共议题上发声的"介入知识分子"。
自由观的激进性。 萨特的"绝对自由"遭到了多方批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指出了社会结构和场域对个体选择的制约；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萨特忽视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即使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试图引入马克思主义来缓解这种绝对性，但理论的内在张力依然存在。
现象学方法的局限。 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追随者批评萨特的意识理论过于"理智主义"——他从纯粹意识的层面来理解人，却忽略了身体、情感和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存在维度。
政治立场引发争议。 萨特对斯大林主义的暧昧态度——他在19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拒绝彻底批判苏联——令许多人（包括加缪和美国的反共知识分子）感到失望。
哲学方法的非系统性。 分析哲学传统中的批评者常指出萨特的论证不够严格、概念不够清晰。《存在与虚无》被许多人视为一本"天才的散文"多于"严谨的哲学著作"。
| 关键词 | 核心含义 | 相关著作 |
|---|---|---|
| 存在先于本质 | 人先存在，再通过行动定义自己 |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
| 自在与自为 | 物的存在（充实、凝固）vs人的存在（虚无、超越） | 《存在与虚无》 |
| 自欺 | 对自己隐瞒自由的真相，逃避选择的责任 | 《存在与虚无》 |
| 虚无 | 意识"不是"物本身，而是对现实的否定与超越 | 《存在与虚无》 |
| 恶心 | 对存在无端性和荒谬性的病态领悟 | 《恶心》 |
| 他人即地狱 | 若依赖他人评判定义自我，即陷入地狱 | 《禁闭》 |
| 介入 | 作家和知识分子必须承当社会责任 | 《什么是文学？》 |
| 绝对自由 | 人不得不自由，即使处在最极端的处境 | 《存在与虚无》 |
| 处境（情境） | 自由选择总是处境中的选择，但处境的意义由我决定 | 《存在与虚无》 |
| 原初选择 | 个体在生命早期作出的根本性生存谋划 | 《词语》、《圣热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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