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我们搞砸了经济学:智本社经济学讲义》
作者:智本社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1年
类型:经济学普及读物
经济学作为一门显学,已经走过了两百多年的历程。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从芝加哥学派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版图不断扩张,理论体系日趋庞杂。然而,正如书名所暗示的那样——"我们搞砸了经济学"——智本社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质疑:经济学是否在某些根本性的问题上走偏了?
智本社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学院派经济学家,而是一位活跃于新媒体领域的经济学普及者。这种"民间"身份反而赋予了他一种难得的自由:不必受制于学术圈的话语体系,可以直截了当地表达观点,甚至可以"离经叛道"地挑战主流经济学的某些教条。本书以13个经济学核心概念为切入点,纵向梳理从古希腊到当代的经济学思想演进,横向展开各学派之间的论战与分歧,最终呈现出一种鲜明的自由主义立场——方法论个人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亲近奥地利学派。
这种立场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学读物市场中并不多见。大多数经济学教材和普及读物要么采取新古典综合派的中立姿态,要么倾向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导向。智本社选择了一条更为"激进"的路径,这也使得本书成为一部颇具争议性的作品。但正是这种争议性,让这本书值得一读:它不仅传授经济学知识,更激发读者对经济学的根本问题进行独立思考。
智本社在书中开篇即提出一个核心命题:经济学立基于人性。这一观点看似平常,实则触及了经济学方法论的根本分歧。
传统经济学假设人是"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一假设自亚当·斯密以来就成为经济学的基石。但智本社进一步追问:这种"自利"究竟是道德的缺陷,还是市场运转的必要条件?
他引用了18世纪英国思想家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在《蜜蜂的寓言》中提出的著名命题:"私恶即公德"(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曼德维尔认为,个人的贪婪、虚荣和自私等"恶德",在市场中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反而能够转化为社会整体的繁荣。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客观上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一个追求高工资的劳动者,客观上推动了生产效率的提升。
这一观点在道德上令人不安,但在经济学上却难以反驳。智本社借此指出:市场的人性基础不是利他,而是自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是不道德的,恰恰相反,市场是将自利转化为互利的最有效机制。
与"自利假设"紧密相关的是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这是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方法论原则,也是智本社贯穿全书的基本立场。
方法论个人主义主张:一切经济现象最终都必须还原到个人行为来解释。社会、国家、阶级等集体概念不能作为独立的行为主体。正如哈耶克所言:"我们必须从个体的行为出发,去理解社会现象,而不是反过来用社会现象去解释个体行为。"
这一方法论与整体主义(Holism)形成了鲜明对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倾向于从生产关系、阶级结构等"整体"层面解释经济现象;而奥地利学派则坚持,只有个体才有目的、偏好和行动能力。智本社在书中多次强调:任何脱离个体选择的经济分析都是空中楼阁。
智本社对"自利"概念进行了更为精细的辨析。他指出,经济学中的"自利"不等于"自私",更不等于"损人利己"。
自利(Self-interest)是指个体追求自身福利的最大化,这种追求在制度约束下(如产权保护、契约执行)往往会采取互利的方式实现。一个商人为了赚钱(自利),必须提供消费者愿意购买的产品(互利)。市场不是零和博弈,而是正和博弈。
相比之下,自私(Selfishness)则是一种道德评价,指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完全不顾他人利益。智本社认为,真正导致社会问题的是自私,而不是自利。而抑制自私、引导自利走向互利的,正是市场制度本身。
这一区分对于理解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至关重要。它意味着:市场不需要参与者是道德圣人,市场只需要参与者是理性的自利者。 这与传统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理想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也为理解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中的道德困境提供了新的视角。
如果说"自利"是市场的燃料,那么"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就是市场的引擎。智本社在书中用大量篇幅阐述了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这一核心思想。
自发秩序是指不是由任何人设计,而是通过个体之间的互动自然演化形成的秩序。语言、道德、法律、市场都是自发秩序的典型例子。没有人设计了汉语的语法规则,但汉语在数千年的交流中自然演化出了复杂的语法体系;没有人设计市场的价格体系,但价格在无数买卖双方的博弈中自然形成了资源配置的信号。
哈耶克用"知识分散论"(Dispersed Knowledge)来解释为什么自发秩序比人为设计更有效。社会中每一个个体都掌握着关于自身处境的特定知识——"此时此地的知识"(Knowledge of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这些知识过于分散、过于局部,不可能被任何中央计划者所掌握。因此,试图通过中央计划来配置资源,必然会因为信息不足而失败。
智本社在书中对计划经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计划经济的根本错误不在于技术层面的计算能力不足(虽然这也是一个问题),而在于对理性的僭越——即高估了人类理性的能力,低估了社会演化的复杂性。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提出了"理性有限论"(The Limits of Reason)。人类理性并非无所不能,而是受到信息、认知能力和时间的严格限制。那些试图用理性设计来取代自发秩序的努力,往往因为忽视了理性的有限性而走向灾难。
苏联的计划经济实验是这一理论最惨痛的验证。从1920年代到1991年解体,苏联的经济计划者试图通过五年计划来配置整个国家的资源。结果是:粮食产量长期不足,消费品质量低劣,技术创新停滞。与此同时,那些没有中央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如西德、日本、亚洲四小龙)却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增长。
智本社特别提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1978年以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经济增长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低下。1978年以后,中国逐步引入市场机制,虽然这种引入是"渐进式"的、"有计划的",但其核心逻辑仍然是让价格信号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结果是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增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
智本社进一步指出,市场不仅是一种自发秩序,更是一种演化秩序。这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市场中,企业就像生物个体,面临着生存竞争的压力。那些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企业会获得利润、扩大规模;那些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企业会亏损、被淘汰。这种"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熊彼特语)是市场经济活力的源泉。
演化秩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没有人能够预测其发展方向。就像没有人能够预测生物进化的下一个物种是什么,也没有人能够预测市场创新的下一个突破在哪里。这意味着,任何试图"规划"产业发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政策,都面临着巨大的知识困境——政府并不比市场更清楚什么技术、什么产业会在未来取得成功。
这一观点对于当下中国热议的"产业政策"问题具有直接的启示意义。智本社暗示:与其让政府去"挑选赢家",不如让市场去"发现赢家"。
智本社在书中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劳动价值论是古典经济学(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命题,认为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智本社指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两大误区:
误区一:将"价值源于劳动"误读为"价值源于劳动者"。 劳动价值论原本是一种解释商品交换比例的理论,但在传播过程中被简化成了一种道德命题:因为价值是劳动者创造的,所以劳动者应该获得全部价值。这种道德化解读为后来的剥削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埋下了伏笔。
误区二:与分配理论的不当结合。 劳动价值论试图同时解释两个问题:商品为什么值这个价(价值理论)和收入应该如何分配(分配理论)。但这两个问题属于不同的理论层面。价值理论解释的是交换比例,分配理论解释的是收入分配,两者不能简单等同。
智本社进一步指出,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一些基本的经济现象:为什么一瓶陈年葡萄酒比一瓶新葡萄酒贵得多,虽然前者耗费的劳动更少?为什么钻石比水贵得多,虽然水对人类生存更重要?这些"悖论"暴露了劳动价值论的理论缺陷。
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发生了"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门格尔(Carl Menger)、杰文斯(William Jevons)和瓦尔拉斯(Léon Walras)几乎同时但独立地提出了边际效用理论(Marginal Utility Theory),彻底改变了经济学的价值理论。
边际效用理论的核心观点很简单:价值源于效用,但不是总效用,而是边际效用。
所谓边际效用,是指消费额外一单位商品所带来的效用增量。边际效用理论的一个基本规律是"边际效用递减"(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随着消费量的增加,每额外一单位消费带来的效用增量是递减的。第一杯水对沙漠中的旅行者价值千金,第二杯价值百金,第三杯可能只值十金,第四杯可能完全没有价值。
这一理论完美地解释了钻石与水的悖论:水虽然总效用很大,但因为数量丰富,边际效用很低;钻石虽然总效用不大,但因为稀缺,边际效用很高。因此,水的价格低,钻石的价格高。
边际革命不仅改变了价值理论,更改变了整个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智本社在书中强调:经济学是一门关于边际选择的科学。
人是在边际上做选择的。 一个消费者不是决定"要不要买车",而是决定"要不要买第N辆车";一个企业不是决定"要不要生产",而是决定"要不要多生产一单位产品"。所有经济决策都是边际决策,理性人会比较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当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才会采取行动。
这一思维方式对于理解现实经济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智本社特别提到了沉没成本(Sunk Cost)的概念。沉没成本是已经发生且不可收回的成本,理性的决策者不应该考虑沉没成本,而只应该考虑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但在现实中,人们常常因为"已经投入了这么多,不能放弃"而做出错误决策——这就是"沉没成本谬误"。
同样,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也是边际分析的重要概念。资源是稀缺的,选择A意味着放弃B,B的价值就是选择A的机会成本。理性的决策者会比较各种选择的机会成本,选择机会成本最低的方案。
智本社虽然推崇边际效用理论,但也指出了其局限性。边际分析假设消费者能够清晰地感知和比较边际效用,这在现实中往往不成立。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人类的决策受到框架效应、损失厌恶、心理账户等多种认知偏差的影响,远非边际分析所假设的那样理性。
此外,边际效用理论主要适用于私人品(Private Goods)的分析,对于公共品(Public Goods)、外部性(Externalities)等市场失灵现象的解释力有限。智本社在书中承认:边际革命是经济学的一次重大进步,但不是终点。
智本社在书中对市场失灵理论进行了最为激烈的批判。他认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所列举的"市场失灵"案例,很多是对经济理论的误读或对经验事实的误判。
首当其冲的是凯恩斯主义三大定律,凯恩斯用这三大定律论证了市场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
定律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凯恩斯认为,随着收入增加,消费在收入中的比例会下降,导致总需求不足。智本社指出,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永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已经证否了这一命题。消费不仅取决于当期收入,更取决于永久收入(长期预期收入)。人们在收入暂时增加时不会大幅增加消费,在收入暂时减少时也不会大幅减少消费。从长期看,消费与收入的比例是稳定的,不存在所谓的"消费不足"。
定律二:资本边际效率递减
凯恩斯认为,随着投资增加,资本的边际效率会递减,导致投资需求不足。智本社指出,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创新周期理论已经证否了这一命题。投资不是简单的数量累积,而是伴随着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每一次重大创新(如蒸汽机、电力、互联网)都会带来投资的高潮,资本边际效率不仅不递减,反而可能递增。
定律三:流动性偏好
凯恩斯认为,人们出于投机动机会持有货币,导致利率无法下降到足够低的水平来刺激投资。智本社指出,代际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萨缪尔森)表明,跨期投资才是最优配置,流动性偏好本身并不是市场失灵,而是个体在不确定环境下的理性选择。
第二个被广泛引用的"市场失灵"是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的"柠檬市场"(Market for Lemons)模型表明,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劣质品会驱逐优质品,导致市场萎缩甚至消失。
智本社对此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反驳:不完全信息不是市场失灵的原因,而是市场效率的源泉之一。
他的论证逻辑如下:如果信息是完全的,那么所有的利润机会都会立刻被消除,市场将达到一种静态的均衡,没有任何创新动力。正是因为信息不完全,才存在套利机会(Arbitrage Opportunities),才有人愿意投入资源去搜集信息、发现机会、创新产品。信息不完全创造了利润的空间,利润驱动了竞争,竞争推动了进步。
智本社进一步指出,自由竞争本身就会降低并消除信息不对称。在竞争市场中,企业有动力通过品牌、广告、质量保证等方式向消费者传递信息;消费者也有动力通过口碑、评价、第三方认证等方式获取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不对称会自然减少。而那些由政府"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尝试(如强制信息披露),往往因为官僚主义的低效率和俘获问题(Regulatory Capture)而效果不佳。
第三个"市场失灵"是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博弈论表明,在一次性博弈中,即使合作对双方都有利,理性的个体也会选择不合作,导致"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劣于"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这似乎挑战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命题——个体追求自利并不必然导致社会最优。
智本社的反驳是:囚徒困境的批评者误解了斯密的前提。 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信息自由流通和重复博弈。在囚徒困境的标准模型中,参与者被隔离,无法沟通(信息不流通),且博弈只进行一次(非重复)。这两个条件恰恰违背了市场运行的基本前提。
在现实的重复博弈中,互惠策略(Tit-for-Tat)被证明是最优策略之一。你合作,我也合作;你背叛,我也背叛。这种策略在长期的互动中能够维持合作,使纳什均衡趋于帕累托最优。市场正是一种长期的、重复的博弈,声誉机制、合同执行、社会规范都在促进合作的实现。
在批判了三个"误解"之后,智本社提出了他认为的真正的市场失灵:
1. 制度性失灵
市场需要制度基础:产权保护、契约执行、公平竞争。如果这些制度缺失或失效,市场就无法正常运转。例如,在产权保护薄弱的国家,投资者不敢长期投资,企业家不敢创新,因为成果可能被掠夺。这不是市场本身的失灵,而是市场制度的失灵。
2. 刚需性失灵
某些商品和服务具有"刚需"性质,需求弹性极低,如基本医疗、基础教育、基本住房。在这些领域,纯粹的市场机制可能导致价格过高,使得低收入群体无法获得基本服务。这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市场"不适用"——市场机制的设计初衷不是解决分配公平问题,而是解决资源配置效率问题。
3. 人为性失灵
很多所谓的"市场失灵"实际上是政府干预的结果。价格管制导致短缺或过剩,贸易壁垒导致资源配置扭曲,货币政策导致经济周期波动。这些问题的根源不是市场,而是对市场的不当干预。智本社引用了一句经济学界的名言:"政府干预是市场经济最大的外部性。"
智本社在书中提出了一个独特的经济学史分期框架:以凯恩斯为界,分为"确定性经济学"和"不确定性经济学"两个阶段。
确定性经济学(凯恩斯之前)相信经济规律是可以被精确把握的,经济系统可以通过数学模型来预测和控制。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属于这一传统。它们追求经济学理论的"物理学化",希望建立像牛顿力学那样精确的经济学定律。
不确定性经济学(凯恩斯及之后)则认识到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凯恩斯本人虽然被智本社批判,但凯恩斯在《通论》中确实强调了"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不确定性"(Uncertainty)等概念。后来的奥地利学派、行为经济学、复杂经济学等进一步发展了不确定性经济学的传统。
| 流派 | 时期 | 核心观点 | 代表人物 | 智本社评价 |
|---|---|---|---|---|
| 古典经济学 | 1776-1870 | 劳动价值论、自由放任、看不见的手 | 斯密、李嘉图、穆勒 | 奠定了经济学基础,但劳动价值论有缺陷 |
| 新古典经济学 | 1870-1936 | 边际效用、一般均衡、理性人假设 | 门格尔、瓦尔拉斯、马歇尔 | 边际革命是重大进步,但过度数学化 |
| 凯恩斯主义 | 1936-1970 | 有效需求不足、政府干预、乘数效应 | 凯恩斯、萨缪尔森 | 理论被证否,政策后果严重 |
| 芝加哥学派 | 1950-今 | 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市场有效 | 弗里德曼、卢卡斯、科斯 | 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有价值,但过于形式化 |
| 奥地利学派 | 1870-今 | 方法论个人主义、自发秩序、企业家精神 | 门格尔、米塞斯、哈耶克 | 最接近正确的经济学传统 |
| 制度经济学 | 1900-今 | 制度约束、交易成本、产权重要 | 凡勃伦、康芒斯、诺斯 | 对制度重要性的强调有价值,但方法论不纯粹 |
| 行为经济学 | 1980-今 | 认知偏差、有限理性、启发式 | 卡尼曼、塞勒、阿莱 | 对理性人假设的修正有价值,但过于碎片化 |
从上表可以看出,智本社对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给予了最高的评价。他认为奥地利学派是经济学传统中"最接近正确"的一支。
奥地利学派的独特之处在于:
智本社承认奥地利学派也有局限性:过于强调市场的完美性,对现实市场的不完善关注不足;对数学工具的排斥使得理论难以形式化和检验;在公共政策问题上往往过于理想化。但总体而言,他认为奥地利学派提供了理解市场经济最深刻的理论框架。
第一,对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坚持是正确的。 经济学如果不从个体出发,就很容易陷入整体主义的迷雾,用抽象的"国家利益""社会福祉"来掩盖具体的个体利益冲突。方法论个人主义是经济学保持科学性的基石。
第二,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真实经济周期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证否了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命题。2008年金融危机后,凯恩斯主义虽然有所回潮,但其理论困境并未解决。
第三,对自发秩序和演化秩序的强调具有深刻的洞察力。 市场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演化出来的。这一观点对于理解复杂经济系统、避免"建构理性主义"的陷阱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对市场失灵三个"误解"的批判切中要害。 信息不对称、囚徒困境等"市场失灵"案例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被过度引用,而对其前提条件和现实适用性的讨论往往被忽视。智本社的批判有助于恢复对这些问题的平衡认识。
第一,对政府作用的否定是否过于绝对?
智本社倾向于将政府干预视为"问题"而非"解决方案"。但现实中,政府在提供公共品、维护市场秩序、纠正外部性等方面确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完全否定政府作用,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智本社可能会将危机归因于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和政府的住房政策干预。但不可否认的是,危机爆发后,政府的救市措施(如TARP计划、量化宽松)确实防止了金融系统的彻底崩溃。虽然这些措施有严重的副作用(如道德风险、资产泡沫),但在极端情况下,"不干预"的代价可能更大。
第二,对行为经济学的忽视是否合理?
智本社在书中对行为经济学着墨甚少,似乎认为认知偏差只是"噪音",不会影响市场的总体效率。但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某些认知偏差是系统性的、可预测的,可能导致市场的系统性错误定价(如资产泡沫)。完全忽视行为经济学的发现,可能使理论过于理想化。
第三,对"制度性失灵"的讨论是否足够深入?
智本社承认制度性失灵是真正的市场失灵之一,但对如何建立和维护有效制度的讨论不够深入。产权保护、契约执行、公平竞争等制度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们需要政府的建立和维护。这里存在一个悖论:智本社反对政府干预,但有效的市场恰恰需要政府的制度供给。如何平衡这两者,书中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第四,对中国现实的适用性如何?
智本社的自由主义立场在理论上自洽,但在中国现实的制度环境下,其政策建议的适用性值得商榷。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市场制度尚不完善,政府在某些领域的干预可能具有"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功能。简单套用奥地利学派的"自由放任"主张,可能忽视了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和发展阶段。
智本社的经济学框架主要基于奥地利学派,但当代经济学还有一些新的发展值得补充。
复杂经济学(Complexity Economics)将经济系统视为一个复杂的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强调非线性、涌现性、路径依赖等特征。这一视角与奥地利学派的"演化秩序"有相通之处,但更强调数学建模和计算机模拟,为理解经济系统的动态演化提供了新的工具。
生态思维则将经济系统嵌入更广阔的生态系统之中,强调经济增长的资源约束和环境约束。传统的经济学(包括奥地利学派)往往假设资源是稀缺的但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替代,但生态经济学指出,某些资源(如化石能源、生物多样性)的替代是有限的,经济增长存在生态边界。
这些新视角并不否定智本社的核心观点,但可以丰富其分析框架,使其更具现实解释力。
2008年金融危机是凯恩斯主义回潮的催化剂,但智本社的框架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读视角。
按照智本社的逻辑,危机的根源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和制度失灵:
危机后的政府救市(量化宽松、财政刺激)虽然短期内稳定了市场,但长期来看可能导致更大的问题:资产泡沫、道德风险、政府债务膨胀。智本社的框架提醒我们:用政府失灵来解释的危机,不能用更多的政府干预来"解决"。
智本社的经济学框架对于理解中国房地产市场也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表面上看是"房价过高""泡沫严重",但深层原因是制度性失灵和人为性失灵:
按照智本社的逻辑,解决中国房地产问题的根本出路不是更多的政府调控(如限购、限贷),而是制度改革:打破土地垄断、推进金融市场化、建立稳定的制度预期。当然,这些改革涉及深层的利益格局,实施难度极大,但这并不改变经济学的逻辑。
智本社在书中没有专门讨论数字货币,但他的理论框架为理解这一新兴领域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比特币和以太坊等数字货币,正是自发秩序和去中心化理念在技术层面的实现。没有中央银行,没有政府背书,数字货币通过密码学、分布式账本、共识机制等技术手段,建立了一套去中心化的货币发行和交易系统。这与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提出的"自由银行制度"和"竞争货币"理念不谋而合。
当然,数字货币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价格波动剧烈、能源消耗巨大、监管不确定性、技术安全风险等。智本社的框架提醒我们:评价数字货币,不能简单地用"政府管制=安全""去中心化=危险"的框架,而应该深入分析其制度设计、市场机制和技术特性。
去中心化金融(DeFi)更是将市场的自发秩序理念推向了极致。通过智能合约,DeFi协议实现了无需中介的借贷、交易、保险等金融服务。这既是技术创新的突破,也是对传统金融制度的一种"实验性替代"。
近年来,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抬头。智本社的经济学框架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按照自发秩序的逻辑,全球化是市场主体(企业、消费者)自发选择的结果,是分工深化和效率提升的必然趋势。贸易保护主义是对自发秩序的干预,虽然可能在短期内保护某些群体的利益,但长期来看会损害整体福利。
但智本社也承认,全球化带来了收入分配的恶化(发达国家制造业工人失业)、文化冲突、国家主权让渡等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市场本身能够解决的,而需要制度层面的回应。关键在于:回应的方式应该是制度改革(如完善社会保障、加强教育培训),而不是市场干预(如贸易壁垒、产业保护)。
《我们搞砸了经济学》是一部充满争议但也充满智慧的作品。智本社以一种近乎"激进"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经济学的一种可能面貌:回归个体、回归市场、回归自发秩序。
他让我们重新审视那些被经济学教科书视为"理所当然"的命题:市场真的会失灵吗?政府干预真的有效吗?劳动价值论真的正确吗?凯恩斯主义真的被证否了吗?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智本社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考角度。
当然,本书也有其局限性。过于鲜明的自由主义立场,使得某些讨论显得"一边倒";对行为经济学、复杂经济学等新发展的忽视,使得理论框架略显陈旧;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不够深入,使得某些观点显得"水土不服"。
但瑕不掩瑜。在经济学日益数学化、模型化、技术化的今天,智本社提醒我们:经济学归根结底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而不是关于方程的科学。 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真的"搞砸了经济学"。
本书适合以下读者:
阅读本书时,建议保持一种"批判性欣赏"的态度:欣赏其思想的锐度和表达的勇气,同时批判其论证的漏洞和视野的局限。正如智本社自己所主张的:经济学需要独立思考,而不是盲从任何权威——包括本书的作者。
延伸阅读:
-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法律、立法与自由》
- 米塞斯《人的行为》《社会主义》
-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自由选择》
-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 科斯《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
- 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 卡尼曼《思考,快与慢》
- 塔勒布《黑天鹅》《反脆弱》
本文基于智本社《我们搞砸了经济学:智本社经济学讲义》(电子工业出版社,2021年)撰写,结合个人理解和批判性思考,仅供学习交流之用。